当城市化遇到系统科学

1978年——中国历史进程的转折年，同样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转折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城乡之间的壁垒逐渐松动并被打破。1980年，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总方针，中国的城市化逐渐呈现出以小城镇迅速扩张、人口就地城市化为主的特点。同时，国家为了还过去城市建设的欠帐，也提高了大中城市维护和建设费，结束了城市建设多年徘徊的局面。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城市的规划与建设急切呼唤着科学理论的指导。

钱学森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民科学家”，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早年和中年的钱学森主要精力集中在应用力学及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上，晚年的钱学森主要精力则集中在建立系统科学及其体系和创建系统学的工作并开创了复杂巨系统科学与技术这一新领域，展现出一位杰出思想家的智慧和风采。80年代初，当城市化问题进入钱学森的学术视野，他觉得“要解决当前复杂的城市问题，首先得明确一个指导思想——理论”，由此在系统科学指导下，城市学孕育而生。

关于建立城市学的设想

1985年8月29日，钱学森发表了《关于建立城市学的设想》（《城市规划》1985年第4期），在当时的学术界引发了强烈反响，与之相关的讨论也以书信来往的方式延续了多年。

在这篇漫谈式的文章中，钱学森提出了很多开拓性和前瞻性的观点。他指出，城市学是一门应用的理论科学，或者说是一种技术科学；城市学是城市规划的理论基础，它是属于技术科学与应用科学类型的学问。所以城市学要考虑的问题，必须包括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我国逐步走向从集镇到大的城市结构。这样城市学不光是研究一个城市的问题，要研究整个国家的城市问题，整个国家的城市体系，有体系就有结构，这个首先要搞清楚。……为什么要这样来研究城市的问题？这就是系统科学的观点，系统就不能够割离开来研究，因为系统组成的部分相互都是有密切关系的，割离开来就不成其为系统。

1986年10月4日，钱学森在致张在元的信中，他更明确的指出了城市学的两大要义：“我的想法城市学是1）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2）用系统科学和方法的。”

1991年4月27日，钱学森在致鲍世行的信中再次强调，城市科学研究应该以城市学作为牵头的理论学科；研究城市要用系统科学的观点和方法。

关于“山水城市”的理念

在城市学理论的基础上，钱学森又提出了有关建设“山水城市”的理念。

1996年9月29日，钱学森在致鲍世行的信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山水城市”理论，认为“山水城市”是城市建设的最高境界、最高目标，并把城市建设分为四级，“一级：一般城市，现存的；二级：园林城市，已有样板；三级：山水园林城市，在设计中；四级：山水城市，在议论中。”

1998年11月14日，致鲍世行的信中认为：“城市建设在我国要规范化：分一般城市、园林城市、山水园林城市、山水城市。而且要明确不管什么地方，不依靠自然地理条件，都可以人工地建设这四个等级的城市。”

1996年6月4日，钱学森在家中接见鲍世行、顾孟潮、吴小亚一行，就城市学及山水城市的研究进行交流。

杭州具备“山水城市”条件

杭州是钱学森的家乡，虽然他在杭州的时间不到他一生的1/40，但他对故乡一直保持关心。1995年5月30日，钱学森在致陈洁行的信中明确指出：“杭州是具备‘山水城市’条件的。”杭州的确具有得天独厚的山水城市禀赋，把山水城市作为目标定位也是实至名归的。古人设计的杭州就是一座山水城市，虽然建成区只有30平方公里，但其格局是“三面临山一面城，西湖在中央”。西湖申遗成功，主要是因为西湖申报的不是自然遗产而是文化遗产，其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三面临山一面城、西湖在中央”的格局，它是作为西湖文化遗产最主要的特征，最重要的文化价值之所在提出来，也是被世界上的专家所认可的。这正与钱学森“山水城市就是中国特色的理想城市”的判断完全一致。

杭州市上城区小营街道方谷园2号钱学森故居

钱学森的城市学和“山水城市”思想及他倡导的“用系统科学的理念科学系统的治理城市”理念，对破解当前我国城市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对推进以人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从而创造高品质生活，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供稿、审核：邵 莹